2019年，李鹏于北京逝世，噩耗传来，不少人深感惋惜。在社会大众的记忆中，李鹏以勤恳踏实著称，为我国科技、教育、国防以及环境保护等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
较少人知晓的是，李鹏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之间一直维持着极为深厚的情谊。二者究竟因何结缘？这需要追溯到过往的一段往事。
周恩来与邓颖超常被世人视为模范伴侣，他们的感情故事在各类回忆中屡被提及。例如1942年，周恩来当时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因劳累过度而病倒。此间两人常以书信互致思念。尽管是伉俪多年，情感依然如初。邓颖超写给周恩来的信中，字里行间流露着对丈夫的牵挂，还写道“情长纸短，还吻你万千”，署名“颖妹”，情真意切。
真正的浪漫并非年轻人的专利，尤其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1954年，周恩来以外交部长身份远赴日内瓦会议，独留邓颖超一人在北京。时值院中海棠盛开，邓颖超剪下一朵，将其连同香山红叶及“红叶一片，寄上想念”的字条托人带往周恩来驻地。周恩来收到后，回信坦言“你还是那样热情与理智交织着，我愧不及你。”两人的书信和相互思念，为后人传颂。
这样的情感却因命运捉弄而未能承欢膝下。1925年，周恩来与邓颖超成婚，虽有过孩子，却因革命工作繁忙，不幸失去新生婴儿，并自此未再孕育后代。但他们的爱并未因此消减，而是将更多关怀给予身边的革命后辈与遗孤。
1950年的一封信中，邓颖超写道：“特寄三枝（水仙）给你，望分一枝给女儿，把我的想念和祝福托花儿带给她。”这位“女儿”并非其亲生，而是烈士之女孙维世。孙维世父亲孙炳文与周恩来交谊甚笃，后因政变遇害。孙维世几经辗转，抗战期间与周恩来、邓颖超相聚，自此在二人身边生活成长。两位老人不仅赡养孙维世，更视其为己出。信件、“妈妈”的称呼，见证着彼此情感的深厚。同样，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也在他们身边长大，邓颖超亲自把她视若己出，这种亲情延续至周秉德婚嫁，当她出嫁时，邓颖超亲临现场，恰如一位真正的母亲。
李鹏与周恩来、邓颖超的缘分，同样源自革命年代的动荡与患难。李鹏的父亲李硕勋是中共早期重要人物，因叛徒出卖在海南遇害，母亲赵君陶则出身著名革命家庭，与周家渊源颇深。李鹏自小便面对颠沛流离，他曾与母亲赵君陶分别，在成都外婆家生活。
1939年，只有十岁的李鹏，与外界取得联系后，踏上人力车，独自前往母亲家中。进门后迎接他的是邓颖超，她以温和的目光唤他“兰兰”。这个昵称源自母亲与舅母间的约定，无论男孩女孩，同取“兰兰”，以寄姐妹情谊。邓颖超此行，正是奉了对赵君陶的承诺。
其后，李鹏被送到重庆周公馆，与周恩来、邓颖超同在一处。尽管周公馆条件受限，临近军统监视点，为安全起见，他几经转移，后来宗师吴玉章收留了他。吴玉章之子留学归来，经常与李鹏畅谈水利、电力等专业知识，从此种下李鹏未来投身水电事业的种子。后来，李鹏又被送往陶行知创立的育才学校，重新开始学业。
1940年，李鹏经安排被送往延安。这期间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对方关切地询问他身体状况，勉励他昂首挺胸。周恩来于公于私，皆对李鹏亲切关怀；李鹏对其亦以“周伯伯”相称，对邓颖超更是唤之为“邓妈妈”。
在延安岁月中，李鹏多次在周家居住，正是这一段相处，周恩来的谦逊和细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有一次，李鹏未经意将一本《堂吉诃德》取阅未归原位，周恩来当场提醒他，强调做事应有条理。李鹏还亲眼目睹周恩来接待干部联系群众的认真态度。正是这些细节，潜移默化地教会了李鹏严谨和务实。
世事流转，抗战胜利后，李鹏随组织前往东北工作，继而被派往苏联深造，主攻电力专业。归国后，他长年扎根在水利电力行业，难得再与周家夫妇聚首。周恩与邓颖超始终关心着他的成长。一次在丰满发电厂视察，周恩来特地询问李鹏情况，甚至还安排了一次见面，席间还不忘嘱咐他注意坐姿身体健康，旧日情谊流露无遗。
几十年来，李鹏与周家保持了紧密交流。对于李鹏而言，周恩来夫妇不仅是革命长辈，更似精神之父母。邓颖超临终时，仍唤着李鹏的名字，情感深至如此。
周恩来与邓颖超未有自己的孩子，却用无私大爱抚养着烈士后代。他们对晚辈付出远超一般师友之情，此情见诸日常点滴。李鹏坦言，虽未得“养子”名分，自己所受关怀与教诲却胜过亲子。正因为如此，周总理夫妇的离世，带给李鹏巨大的打击，也让他时常怀念这段珍贵的情感。
周恩来和邓颖超对于新中国一代年轻人的影响，不仅仅在于亲情的纽带，他们的品德和言传身教，对包括李鹏在内一代人的成长都起到了深远影响，道德与人格的塑造至今仍为后人所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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