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第一国际史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国际工人协会史》等史料文献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872年9月，荷兰海牙的一间会议室内，第一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正在进行着激烈的辩论。
会议桌两端，坐着两位在工人运动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
一位是德国人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实际领导者；另一位缺席的俄国人巴枯宁，则通过他的追随者纪尧姆在会上发声。
这场被后人称为工人运动分水岭的大会，注定要在思想史上留下深刻印记。
恩格斯代表总委员会宣读着对巴枯宁分子破坏活动的调查报告，会场气氛越发紧张。
巴枯宁虽然无法亲自到场——他被拒绝进入荷兰，但他在1873年发表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提出的那个尖锐问题，却如利剑般刺向马克思理论的核心。
这个问题将成为两种革命理念彻底决裂的导火索，从此改写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进程......
【一】两个革命者的不同道路
要理解这场思想交锋，必须先了解巴枯宁和马克思的不同背景。
米哈伊尔·巴枯宁1814年5月30日出生于俄国特维尔省一个贵族家庭。
他的父亲是职业外交官，曾派驻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多年，接受了自由主义思想，还曾是十二月党俱乐部成员。
14岁时，巴枯宁前往圣彼得堡炮兵大学接受军事训练，后因成绩不佳被开除，派往波兰边境哨所服役。
1835年，这位年轻的贵族放弃了父亲为他安排的军队和政府前程，毅然前往莫斯科学习哲学。
巴枯宁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1840年起，他在莫斯科深入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后前往柏林这个德国哲学的故乡深造。
在巴黎，他结识了马克思和普鲁东，这两位思想家对他产生了极大影响。
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时，巴枯宁积极参与各地暴动，辗转法德两国从事革命活动。
1849年，他在德累斯顿参与起义被德国当局逮捕，判处死刑后改为终身监禁，1851年5月被引渡回俄国。
在沙俄监狱中，巴枯宁写下了忏悔书并以此获得减刑，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1861年，他趁机从西伯利亚出逃，经日本、美国重返欧洲，这段传奇经历让他在革命者中声名远扬。
1866年，他赴日内瓦参加"和平与自由联盟"代表大会，被推选为常务委员会成员。
马克思的道路截然不同。1818年出生于普鲁士特里尔的他，出身于自由派犹太家庭，接受了系统的哲学教育。
1835年前往波恩学习哲学，1836年因健康问题转入柏林大学，在那里深受黑格尔思想影响，还接触到布鲁诺·鲍威尔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思想。
马克思用理性分析的方法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相信通过科学理论能够找到推翻资本主义的必然路径。
1864年9月28日，英国工联在伦敦圣马丁堂召开群众大会，来自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爱尔兰的工人代表出席。
大会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选出21个成员的临时委员会。
马克思作为仅有的两个德国代表之一参加会议，进入起草章程的专门委员会。
由于他的学历在工人代表中最高，应邀参与起草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
【二】巴枯宁加入第一国际
1868年，巴枯宁以个人身份加入第一国际，并要求将他创立的"社会民主国际联盟"并入国际。
这个秘密组织最初遭到拒绝，但后来以地方分会名义被接纳。
巴枯宁的加入，导致无政府主义派的影响力在第一国际内部迅速增长。
巴枯宁在意大利的活动尤其活跃。
他在朱塞佩·加里波第的激进追随者和共济会中寻找支持者，成立了"国际革命协会"这一秘密社团。
1870年8月，当法军败于普军时，他趁机来到里昂占领市政府，向市民"宣告取缔国家压迫"，但未得到响应，这次冒险行动以失败告终。
此时的第一国际内部，马克思担任总委员会委员、德国通讯书记，1871年当选荷兰临时通讯书记，10月当选俄国通讯书记。
由于当时大会主席及其他领导不是被驱逐、辞退就是被捕，马克思实际上领导着全部工作，是国际的实质性领袖。
恩格斯在1870年10月4日被选为总委员会委员，担任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通讯书记。
巴枯宁派与马克思派之间的分歧日益加深。
马克思派主张集中制组织和政治斗争，认为工人阶级必须参与政治活动，通过夺取政权来实现解放。
巴枯宁派则主张联邦制结构和直接行动，反对一切政治活动，要求绝对的自治。
【三】思想分歧的根本所在
两人的理论分歧集中体现在对国家和权威的根本不同认识上。
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必须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利用国家机器镇压资产阶级反抗，逐步消灭私有制。
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
他相信，在完成历史使命后，国家会自然消亡，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
巴枯宁则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权威。
在他看来，国家本身就是压迫的工具，不论它冠以什么名义。
他认为政治与神学同源，正是宗教在自然的社会意识中创造了国家。
国家是地上的教会，而教会和天堂就是天上的国家。
用宗教意识来解释国家起源的巴枯宁，将国家称为"对人类的最可恨、最无耻、最彻底的否定"。
巴枯宁主张彻底废除国家，建立以工作场所自治和公社联合体为基础的无政府社会。
他认为自由与国家间的矛盾不可调和，"那里开始了国家，那里的个人自由就要结束，反之亦然"。
国家虽然声称代表人民的普遍意志，但却往往用自己的权威去压迫成员的意志和自由。
这种根本性的分歧在第一国际内部引发了激烈斗争。
1869年，第一国际第四次大会在瑞士巴塞尔召开，巴枯宁分子用恶劣的手段制作了伪造证件，妄图获得更多票数。
巴枯宁企图逼迫马克思辞职，把总委员会落在日内瓦，但马克思、恩格斯早就发现了他的阴谋，最终巴枯宁的计划彻底告吹。
【四】海牙大会前的暗潮涌动
巴塞尔大会后，巴枯宁分子的作为更加肆无忌惮，以无政府主义思想宣导宗派阶级解散的言论。
对此，马克思起草了两份文件传给总委员会和各支部，将巴枯宁的阴谋始末讲解清晰，彻底揭露他们的分裂活动。
1871年巴黎公社的建立和失败，给了双方不同的启示。
马克思从中看到了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巴黎公社的经验证实了他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而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政权形式。
巴枯宁则从公社的失败中看到了权力的危险性。
在他看来，即使是最革命的政权，一旦建立，也可能背叛最初的理想。
巴黎公社的短暂存在和悲惨结局，更加坚定了他对一切国家权力的怀疑态度。
当时的欧洲，工人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纷纷成立，工人罢工此起彼伏。
德国工人运动在拉萨尔和李卜克内西等人的领导下日益壮大，法国工人在巴黎公社失败后虽然受到严厉镇压，但革命传统依然延续，英国工联运动也在稳步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革命道路和革命目标的争论就显得格外重要。
到了1872年，第一国际内部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巴枯宁主义者在瑞士汝拉支部召开了自己的会议，采用汝拉联合会这一名称。
纪尧姆起草了一份致国际所有联合会的通知，呼吁尽快召开大会，谴责总委员会的独裁主义。
在比利时，有人建议彻底废除总委员会，而在西班牙，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周围的马克思主义者被马德里联合会开除。
针对这些"内部争吵"，总委员会发表了由马克思起草的小册子《国际的虚构分裂》。
1872年8月，意大利支部在埃里科·马拉泰斯塔和卡洛·卡菲耶罗等巴枯宁追随者的影响下，与总委员会决裂，开始组织自己的代表大会z。
【五】海牙大会的激烈交锋
1872年9月2日至7日，第一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荷兰海牙召开。
这次大会共有约65名代表参加，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出席，这是他们首次参加国际代表大会。
巴枯宁因无法进入荷兰而缺席，由汝拉联合会的纪尧姆代表巴枯宁派发言。
会议前三天都是例行公事，讨论授权问题。第四天开始宣读总委员会的报告，谴责巴黎公社后对国际主义者的迫害。
报告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
恩格斯代表总委员会提交了揭露"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破坏活动的详细报告，系统展示了巴枯宁分子自1868年以来进行的一系列破坏活动和耍弄的一整套分裂手法。
恩格斯在报告中尖锐地指出："在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中，我们第一次在工人阶级内部遇到了一个目的不是要摧毁现存的剥削制度，而是要摧毁为反对这种制度而进行最坚毅斗争的协会本身的秘密阴谋。"
这个判断在会场引起了强烈反响。
随后讨论了总委员会在国际中的作用。马克思提出的关于总理事会权力的动议在第五天获得通过。
大会还投票赞成将总委员会的所在地从伦敦转移到纽约，恩格斯的这一建议不仅针对巴枯宁主义者，也针对英国工会主义者和法国布朗基主义者。
关于政治行动的讨论一直持续到大会的第六天，也就是最后一天。
法国布朗基主义者之一爱德华·瓦扬提出了"征服政权"的动议。
该动议获得通过，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国布朗基主义者却没有出席会议，他们已经对将总委员会所在地迁往纽约的决定非常愤怒，甚至退场并宣布国际"垮台"。
大会经过激烈辩论，最终以多数票决定将巴枯宁及其主要追随者吉约姆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
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获得了重大胜利，维护了第一国际在组织上的纯粹和统一。
海牙大会结束后，无政府主义派在否决了大会决议后，立即在瑞士圣伊米耶重新集结，召开"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公开分裂工人运动，成立起一个"反权威主义"的"国际"，同第一国际唱对台戏。
从此，工人运动的红黑两派分道扬镳，国际工人协会实际上走向了分裂......
【六】巴枯宁提出的致命质问
虽然巴枯宁本人缺席海牙大会，但他的思想质疑却通过各种方式传达到了马克思面前，并在后来的理论交锋中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1873年，巴枯宁发表了《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对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进行了全面攻击。
这本书被无政府主义分子奉为纲领性著作，其中提出了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直接挑战了马克思理论的根基。
巴枯宁在书中质问："如果无产阶级将成为统治阶层，它将统治谁呢？就是说，将来还有另一个无产阶级要服从这个新的统治，新的国家吗？"
这个质疑击中了马克思理论的一个关键要害——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在矛盾问题。
巴枯宁进一步追问："'上升为统治阶层的'无产阶级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整个无产阶级都将成为统治者吗？德国人大约有4000万，难道4000万人全都将成为政府成员吗？"
他用这种具体而生动的方式，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必然存在的分化问题。
更加尖锐的是，巴枯宁质疑无产阶级掌权后是否还能保持其阶级本色。
他认为："那些代表工人利益的革命者，一旦他们变成了人民的代表或者人民的统治者，他们就不再是工人了。"
这个观点直接挑战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能够运用国家政权为全人类解放服务的根本假设。
巴枯宁还从权力腐蚀性的角度进行了深度分析。
他认为："我们当然都是真诚的社会主义者和革命家，但如果我们被赋予权力的话，我们就不会有现在的成就。"
在他看来，权力具有天然的腐蚀性，任何人一旦掌握权力，都会不可避免地按照权力的逻辑行事，而不是按照原来的阶级立场行事。
巴枯宁预言："任何无产阶级专政都会变成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并导致一种新的、更为强大和有害的阶级统治制度。"
他认为，马克思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会产生一个新的特权阶层，这个阶层虽然名义上代表无产阶级，但实际上会形成对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全体人民的专政。
【七】马克思的理论回应与困境
面对巴枯宁如此尖锐的质疑，马克思在1874年至1875年初撰写了《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进行系统回应。
这篇批判性和论战性的著作，对巴枯宁的观点及他的各种无政府主义观点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重要原理。
对于"无产阶级执掌权力后还能保持无产阶级性质吗"这个核心问题，马克思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但这个回答是有条件的。
他指出："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斗争（因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还没有消失，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就必须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
马克思进一步阐述："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末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
他强调，无产阶级之所以需要国家政权，是因为需要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改造经济条件，消灭阶级存在的基础。
对于巴枯宁质疑的"4000万人都成为政府成员"的问题，马克思巧妙地运用类比进行了反驳："举例来说，难道在工会中，它的执行委员会是由整个工会组成的吗？难道在工厂中一切分工和由分工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职能都将消失吗？"
他试图说明，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层，并不意味着全体无产者个人都将成为行政首脑和政府成员。
马克思还针对巴枯宁"革命者变成统治者就不再是工人"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就象目前的工厂主并不因为当了市政委员会的委员就不再是资本家了一样。"
他认为，一些人民代表将作为管理者在某种意义上管理国家事务，就像工会执行委员会由少数工人代表组成并负责管理工会事务一样，但这些人仅仅是管理者，而不是人民的统治者，或者说他们是人民的公仆。
马克思指出："工人对反抗他们的旧世界各个阶层的阶级统治必须延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灭的时候为止。"
当"阶级统治一旦消失，目前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也就不存在了"。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历史过渡阶段，随着阶级矛盾的消失，国家也会自然消亡。
马克思的回答虽然在逻辑上是完整的，但却无法彻底消解巴枯宁提出的深层矛盾。
由于当时缺乏无产阶级统治和管理国家的具体经验，马克思只能根据巴黎公社、工会等提供的一些不成熟的经验做出合乎逻辑的推论，尚不可能对这个复杂问题做出更多的具体说明。
【八】两种革命路径的历史后果
海牙大会后，第一国际正式分裂，形成了两个相互对立的"国际"组织。
马克思派控制的第一国际将总委员会迁至纽约，由北美联合会的领导人弗里德里希·左尔格等组成新的领导层。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新的形势下，第一国际的组织形式已经过时，必须过渡到新的组织形式。
1876年7月15日，在美国费城召开的会议上宣布解散第一国际。
马克思在健康状况日趋恶化的情况下，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理论研究中，继续完善《资本论》等著作。
他对德国社会民主运动给予了重要指导，为后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派坚持的通过政治斗争夺取政权的道路，后来在德国、法国等国的工人运动中得到了广泛实践。
巴枯宁分子于1872年9月在瑞士召开"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成立了"圣伊米耶国际"。
巴枯宁派坚持无政府主义路线，主张完全放弃政治活动，反对一切权威，通过自发的群众行动来消灭国家。
他们认为，废除财产继承权就能消除私有制和社会不平等，把废除财产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出发点"。
巴枯宁本人在分裂后也因健康问题于1873年退出公共生活。
他与亲密战友纪尧姆、卡菲耶罗等人都出现了分歧，内部矛盾重重。
1876年7月13日，巴枯宁在瑞士伯尔尼去世，终年62岁。
他创立的圣伊米耶国际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取得了一定进展，有一段时间它比迁至美国的第一国际要强大得多。
巴枯宁主义在一些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西班牙，无政府主义成为了工人运动的主要思潮之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内战期间仍有重要影响。
在意大利，马拉泰斯塔等人继承了巴枯宁的思想，发展了无政府工团主义。
在俄国，巴枯宁的思想影响了民粹派的一些激进分子。
这场19世纪的思想交锋所提出的问题——权力与阶级性质的关系、革命后政权的异化可能性、国家权威的必要性与危险性、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分化问题——在后来的历史实践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验证。
巴枯宁关于权力腐蚀性的担忧，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政权可能异化的预言，都为后来的政治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反思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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